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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一烽的博客

平生唯有两行泪,半为苍生半美人!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我心力交瘁——陈丹青喊辞的幕后真相 (转帖)  

2007-08-24 00:35:33|  分类: 转帖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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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丹青之怒:谁逼走了清华美院教授!

  “在清华任教的5年期间,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,同时,画画的业务也荒废了。其实,我只 是希望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,继续做个体艺术家。”采访陈丹青是在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,他极度疲惫和沧桑的声音和这样的天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在整个采访过程中,他所表现出的“力所不及”让人不得不深思他出走清华的原因。事实上,记者获悉,他因为手上还有研究生的缘故,又不得不和清华续签了两年的合同。

  有观点说,从某个意义上讲,“陈丹青出走清华”是一个令人无奈的结局。

  陈丹青,52岁,画家。1980年他以《西藏组画》而名声大噪,日后与罗中立的《父亲》并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。2000年,他作为“百名人才引进计划”中的一员,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导师。

  日前,陈丹青以连续4年招不到一名硕士生为由,对现行的高校研究生招生体制发出质疑,“愤而辞职”。这让他再次成为了全国艺术教育界瞩目的焦点。

  不少媒体认为,陈丹青的出走是他自身意义上的“败退”,有人说,这是一个老问题,也是一个难以触及的问题——教育体制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。这个因素是顽固的僵化的,陈丹青无力扭转,他没有那么大的力量,改变不了。他不是“挽狂澜于既倒”的英雄,当他撞向这个体制时,已经注定了他要受到伤害,如果他要使自己不无谓“牺牲”,他只能选择“败退”。还有人说,陈丹青的“败退”的另外一个因素是“孤军作战”,力单势薄,没有人站出来声援他、响应他、支持他。大家都是“围城”内的,断然是要明哲保身。我们看到的是一片沉默。

  真相究竟如何?

  “目前我因为这个事情心力交瘁”

  《周末》:你提出辞职的原因是什么?

  陈丹青:目前我因为这个事情心力交瘁。这只是个人的决定,完全出于自己的性格。请大家不要再去清华美术学院询问,我知道他们也很恼火。

  那是在1999年岁末,我还在纽约,我的两个老师袁运甫先生、刘巨德先生给我越洋电话,告诉我工艺美院与清华大学要合并。他们代表院领导热诚邀请我回国加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,同时转致老前辈张仃先生与吴冠中先生的欢迎之意。

  2000年2月我正式报到,学院在外事办公室与我签署了2000至2002年两年任期的合约。2002年春合同到期,续签2002至2005年合约3年,到今年1月15日我的任期结束。据合同规定,如一方有变动意向,应在到期前90天知会对方。所以,我在去年10月,就已经向院里正式递交了我的辞职申请。

  我在这里可以向大家再次表明我辞职的原因:非关待遇问题,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,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……我深知,这一决定出于对体制的不适应,及不愿适应。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,认为自己主动退出是最妥善的办法,最好的结果。

  在清华任教的5年期间,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,同时,画画的业务也被荒废了。其实,我只是希望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,继续做个体艺术家。

  《周末》:能不能具体谈谈你“对体制的不适应”?

  陈丹青:此前,我已经在2000—2004年的述职报告中提到,2000年我到任不久,学院就宣布开设美术专业博士生课程。这不但在国内美术教育属首创,在世界范围同类专业中亦属罕见。为此,学院于2001年3月间成立了四所纯艺术教学研究室,分别由吴冠中、张仃、袁运甫诸位元老领衔,我则主持第四研究室。吴、张、袁三位先生德高望重,育人无数。我初涉教学,尚无寸功,而学院予以破格,委此重任,其实心里是很惭愧的。

  第四研究室的研究方向,一开始是定在“当代架上绘画研究”,后来又改为“当代架上绘画与图像文化比较研究”。

  当年5月,全国首届艺术学院博士生招生在本院举行,是本人第一次的招生经验。在24位各地考生中,5名入围,然因外语不过关而搁置。院方为支持本人首次招生,经研究生院领导同意,以博士课程访问学者名义,招入5位学生。

  后来,这5位访问学者完成博士论文选题,为转为正式博士生而设的外语考试再度失败,结业离校。

  第二次博士生考试,全国共22名考生,正式录取2名博士生、访问学者2名。同年,首次接受研究生报考,约8人,无一通过政治和英语考试。

  我认为,应试文化的深刻积弊,已有社会的长期共识,这就不多说了。而考试制度中,尤以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、政治考试严重滞碍并扭曲艺术教育的品质与性质。前者无视人文艺术学科的教育规律与成才规律,既光有形式,又削弱艺术学生起码的中文水准,看看历届落选博士硕士考生试卷,已在事实上持续造成考生文化素质的直线下降。

  2002年,第三次博士生考试,20名考生,正式录取一名,并访问学者3名。第二次研究生报考,约19人,一名以业务最高分(90分)入围,因外语政治各差一分,经向院校申请通融无效,未予录取。2003年,第四次博士生考试,考生18名,正式录取一名。第三次研究生报考,全国19名考生,上年度同一考生仍以最高分入围,再次因外语分数不过关,未能录取。

  “艺术学院充满教条”

  《周末》:有报道说,作为博导的你也只有小学毕业证和研究生毕业证?

  陈丹青:我觉得自己远比今日千万名青年学子“幸运”。27年前,当我投考“文革”后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究生时,当时的教育方针是“多出人才,快出人才”,切实贯彻“择优录取”的招生政策。那年,我以外语零分、专业高分被录取。很多人都知道,我在外语考卷上写下“我是知青,没有上过学,不懂外语”。随即交卷,离开了考场。

  我在述职报告的附件中提到,艺术教学是非功利的,非程序性的,是具体而微、随时随地在每位学生、每个阶段,甚至每件作品中寻求当下的沟通、指涉、领悟,师生“双方”应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,探讨画布上、观念上、感觉上,直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。这样的教学难以体现在教案文本上,难以在工作总结中表述,在我奉命填写的所有表格中,完全无法体现我的教学思想与教学后果。

  《周末》:你认为具备什么资格才能拿到美术学博士学位?

  陈丹青:什么是美术学博士生?什么是考量并检测艺术博士生令人信服的标准?由谁界分艺术与史论博士生的异同?最后,谁有资格当美术学博士生导师?这些问题,我自己始终没能找到答案。

  但是,有一点我倒是很清楚:外语不及格,毕业论文不满8万字,断然拿不到博士学位。当下学院的种种学位只是谋饭碗的手段,对此我表示非常理解,因为我理解中国的现实,我想带瞧不起博士的博士生

  中国是一个绘画大国,在绘画上还有很多路要走。绘画是高度手工的艺术形式,手工的事情是没那么容易做的。上个世纪70、80年代后的艺术家热衷于做装置影像,我想等我们这批60年代的艺术家退出历史舞台后,传统形式可能就会越来越少了。传统戏曲是跟着观众走的,西方歌剧百年长盛不衰跟家庭很有关系,是需要遗传基因的。

  而教学计划、教学大纲、教学思想、教学评估,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:没完没了的表格、会议、研讨、论文,加上满坑满谷的教材——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,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。

  我可以这么说,对任何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,今日的考试制度是不折不扣的荒谬与侮辱。

  “眼下的人文艺术教育是表面繁荣”

  《周末》:你的观点里一直提到了对现有艺术教育体制的不满。

  陈丹青:我曾数次以书面及口头方式,对院领导和清华领导坦率直陈。以“两课(政治和英语)”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,艺术尊严荡然无存。人文艺术及其教育如不能具备起码的前提,创建世界一流大学,实属妄谈。

  由于此一政策的长期施行,我认为人文艺术教育是表面繁荣:扩招、创收、增加学科、重视论文等等。其实是一种退步,学生“有知识没文化”、“有技能没常识”、“有专业没思想”。在人文艺术学科,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,但学院教育应该,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,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葆蓄终生的品格,这品格,就是清华大学前国学研究院大师陈寅恪写在70年前的名句:“独立之人格,自由之思想”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从没有一位领导对我的“叫嚣”予以制止和批评。个别领导还会鼓励我把想法讲出来。我有一些同事对我非常善意,年轻教师更是私下里认同我的表达。不过,每当我在会议上发言完毕,周围便一片沉默,或者话题随即切换。这就是体制的厉害。

  《周末》:你认为应该怎样对待这种表面繁荣?

  陈丹青:人文艺术教育的量化管理,集中反映出学术行政化带来的后患。一般的改革都是治标不治本:不施行,现状难以突破;施行,则势必重复历次治标不治本的改革,形成更为盘根错节的畸形教育结构。

  人文艺术学科既有的学术行政化,越管越严,教学品质也越来越可疑,此一体系虽便于管理,但与“人”,与“文化”,处处发生尖锐而深刻的冲突。

  我不相信现行考试制度,不相信教学大纲,不相信目前的排课方式,不相信艺术学生的品质能以“课时”与“学分”计算——但我不得不服从规定——释放个性,回到直觉,摒斥教条,遵循艺术规律。然而有目共睹的是,这些传统与经验在今日艺术教学中已经全面丧失。

  我个人无法改变这一事实,唯在本研究室教学中,以“个案处理”的原则,根据每位同学个人情况的总和与细微的表现,在教学中务使知识面尽可能扩大,教学点尽可能具体。

  “我也是体制的牺牲品”

  《周末》:你怎么看待自己在清华美院的角色?

  陈丹青:我也是体制的牺牲品。我拿着国家发放的薪水,而我们的学院、画院、美术馆、美协、研究院,全是国家的、体制内的教育产业。

  今日教育体制的深层结构,即“学术行政化”,它所体现的根本不是学术,因为学院教育不是对学生、对艺术负责,而是向上负责。严格地说,我与每位学生不是师生关系,不是上下级关系,不是有知与无知的关系,而应是尽可能真实面对艺术的双方。这“双方”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,探讨画布上、观念上、感觉上,以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。那是一种共同实践,彼此辩难的互动过程,它体现为不断的交谈,寻求启示,提出问题。

  《周末》:你的请辞报告是否得到了批准?

  陈丹青:其实,我和清华大学又续签了两年合约,但这期间不会再担任其他职务的工作,只是负责把现在跟我的几个研究生带到毕业。我很累,一直在休息,估计我要把手边未完成的工作结束后才能功成身退。

  《周末》:那么,目前你又在忙些什么?

  陈丹青:4月8日至22日的一个展览,是在中国最大的民营美术馆——今日美术馆举行的“画妆:中国戏曲主题艺术大展”。它是由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范迪安策划的,我是惟一一个提供速写戏曲铅笔画去参加展览的。一共6张巴掌大的速写是我在1977年看戏时的速写铅笔画,忘记是《四郎探母》还是《十五贯》了,总之那是我成年以后第一次看传统京剧,《三岔口》啊什么的,觉得很兴奋,所以就顺手画下了。

  《周末》:有一种观点说,你离开清华,是因为张铁林,他希望你去他任职的暨南大学?

  陈丹青:张铁林确实提过这个想法,但那只是私下聊天。我哪里都不会去了,清华都不做了,以后也不会接受任何艺术学院的邀请,我离开的是这个体制,而不只是离开学校。

  张铁林:陈丹青辞职不是突然

  有知情人向媒体透露,陈丹青的辞职与著名演员、暨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张铁林几次私谈有极大关系。该知情人说,张铁林与陈丹青私交甚好,早在去年,现任暨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的张铁林就曾与陈丹青私下交谈过多次,欲让陈丹青出任暨南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。

  就此记者迅速与张铁林取得联系,张铁林称:“我们关系非常好,我一直认为陈丹青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,对教育体制的改革有很多自己的想法,他在清华美术学院的时候就试图做过很多,我认为陈丹青辞职并不是一个突然,早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。”

  就私下邀请陈丹青出任暨南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一事,张铁林则澄清道:“我确实和陈丹青谈起过此事,不过不是让他当副院长,而是想让他当暨南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的学科带头人,我觉得如果陈丹青要是肯来的话,院长的位置我也可以让给他。”( ■记者 陈璐 特约记者 瞿劲)

——林一烽按:有学者说:“自从研究生恢复外语政治考试后,文科类基本上就招不到什么真正的在专业上有造诣的人才了。”本人也深受其害,1996年(?)我报考中山大学古文字学研究生,7位考生中我的专业分最高,但落选了,因为我的英语和政治都不达标,导师孙稚雏教授(我国金文目录学权威)对我说:“明年继续考吧。”但我第二年就没再考了,因为我知道这两门课是相当难过的。2004年开始,我连续三年报考暨南大学古代文学“诗画比较方向”博士生,专业和总分年年第一,但也名落孙山,因为英语不上线(今年终于成了范进第二,考上了!)。我曾私底下和朋友说:“如果不考政治和外语,只考专业课,很多研究生导师会混不下去,因为上来的都是专才。”现行的这种研究生考试体制只招庸才,奇怪的是十几年可以一直依然故我下来,使人不禁喟然长叹!

我想起了传说中有个小财主选妻,他的标准是:小脚、臀大、丰胸、丹凤眼……最后他找到了一头老母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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